
有位网友在我的博客留言:“王石回应捐款的文章:生命是第一位的。万科捐款:220万。潘石屹的文章: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在一起。捐款:200万。光看万科、潘石屹等地产商们的捐款数,仅是心里有一种遗憾,但看了他们的文章,却忍不住的悲愤莫名:雪灾爱心榜上没有他们的位置,已足以让人鄙视,想不到这次灾难性的地震,他们还是如此铁石心肠,还恬不知耻地在博客上作出这种卑鄙的“解释”,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请问王石们,你们还有人性吗?你们睁开狗眼看看,那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能象你这样冷血无情?又有几个能象你们那样无耻?在如此灾难面前,捐助是负担吗?作为掠夺暴富群体中的老大们,捐这么一点饿狼的眼泪,还在这里大谈什么没有人性的“道理”,眼前的捐助就是救命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第一位!如果王石、潘石屹之类的奸商能长远地占据在房地产老大的位置上,那将是共产党的耻辱,也是老天爷的悲哀!”我没有写直接批判开发商吝啬的文章,我想在此阐述我的一个经济学观点。
救灾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。看看这些新闻标题:“众学生呼唤母亲声音穿透废墟 ”、“遇难教师胸前护着学生”、“女孩救人身亡”、“平武县长救灾被飞石击倒”、 “日本救援队抵成都”、“俄韩新加坡救援队获准进灾区”、“温家宝强调举全国之力救灾 ”。。。我想大声呼吁一个声音:抗震救灾不需要利己主义!
对照在当代中国广有市场的主流经济学理论,所有的最优经济决策,都应当建立在“私有的”、“利己的”基础上的。这种理论的每一个细胞,都在践行市场主义学派鼻祖亚当·斯密的“看不见的手”理论:“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,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,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。的确,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,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。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,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;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,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,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,他这样做了他自己的利益,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,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,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。”(《国富论》,第4卷,第456页)”
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场景啊!可惜,对人的贪婪、自私本性的张扬,使得“奉献”、“利他”成了别人眼中的“傻子”、“笑料”;为民呼吁的赤子被污为“不识时务”、“愤青”。一句话,我们面临着一个信仰扭曲的社会,在这个社会里,是非已经不明,巧取豪夺者被当成了英雄、“智慧者”,而体力劳动者普遍被讥为“蠢笨者”。
注意一下最近活跃在媒体上的两个人的思想。经济学家、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,今年5月4日在他惯常的阵地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文章《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》。他写道:“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,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。‘牺牲自己为别人’的极端,就是走向恐怖主义。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,这是愚蠢的想法。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,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。”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、知名女经济评论员叶檀在其博客上的座右铭是:“历史到现实,从经济到政治,期间并无轩轾,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。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,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。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,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。”
我不想评论他们的是非,但我要把评价交给大家。在四川大地震面前,那些准备奔赴前线抗震救灾的人,那些已经、正在、和准备慷慨解囊、无偿献血的民众,你们会为自己的“傻子”行为后悔吗?你们不担心受到知名理论家、评论员的“谴责”吗?
我想呼吁的一个重点观点是,市场主义和市场经济不适合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等经济领域。在这里,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人性的另一面——“利他主义”、“共产主义”。对待灾民,要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无偿捐献、无偿奉献,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,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扪心自问,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
在我的经济理论观点中,属于政府经营的公共经济领域,应当坚持“计划主义”,公共支出均等化、惩治贪污浪费是此项经济工作的核心;在适合市场经济调节的领域,也就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,可以提供比居民自主经济活动更具有性价比的(显然不包括目前暴利的房地产开发活动),例如蔬菜买卖、汽车制造、手机制造、服装制造、美发等,都是适合市场调节的部分,这部分经济的核心,就是要发挥企业家的创新作用,为社会创造令人惊异的产品和服务,这个部分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;在家庭、合作社内部,以及抗灾救灾领域,则应当发挥“利他主义”、“共产主义”精神,坚决打击、镇压那些“哄抬物价”等自私自利的市场主义行为。
当然,政府公共经济在抗震救灾中还是应当起到关键的作用。当我看到中央财政拨款远远低于来自国内外的捐款时,我想,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在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上“节衣缩食”,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。
全国人民抗灾期间,中央电视台二套《对话》栏目作了一期《买不买房》的节目,由于央视二套的一贯亲开发商立场,特别是主持人陈伟鸿控制对话语权的控制和引导,这期节目导演了一场几乎“众口一词”的房价还将上涨、大家赶快买房的闹剧。作为参与这次话题的策划者之一,可能是在策划期间发表了不符合《对话》的观点,我被栏目组特别安排在台下一排的评论专家席位。因为台上的人很多,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陈伟鸿多次将一排的专家指为“观众”。我被剥夺了话语权,没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。这一次,在我参与的论坛上,开发商和亲开发商群体获得了辩论的压倒胜利。看着开发商孟晓苏、经济学家赵晓(我的好朋友、本次节目的策划者)得意的胜利目光,我愤然退场了。我很庆幸的是,我抓住了唯一能保存自己尊严的机会。
我不给骄傲自大的《对话》栏目组留面子,更不在意他们将来封杀我。我是一名学者,我的本职工作是系统做好我的每一项研究,阐述我的每一个观点,教育广大公众理性作人、不受欺骗和压迫。能上电视发表我的主张,我不反对,但电视并不是我发布观点的主要途径。我不会可以上电视增加暴光率,不会做栏目组的道具,更不会逢迎主持人、栏目组、强势人物的观点——作为一名恪守良知的学者,这是我做人的最基本原则。


